A4：副刊
通过李商隐诗歌并结合唐朝交通情况，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复盘李商隐的南行之路：
首先，李商隐一行自长安出发后，沿着武关道往东南行。武关道是唐朝时仅次于两京大驿道的次驿道，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认为，“此道在唐史上之重要性，不在军事之形势，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之沟通。盖唐代京师长安与江淮间之交通，除物资运输及行李笨重之行旅者多取道汴河外，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远适东川、黔中、江淮、岭南者，皆利此道之迳捷。”李商隐的晚唐时期，由于汴河被割据的军阀阻断，武关道所通达的地区，竟占了全国面积一半以上。那些行走于武关道上的旅人，其中有不少是为了功名与理想而前往长安的士子，因此武关道又被称为名利道。
唐时，长安有两大送别胜地：西边的咸阳和东边的灞桥。灞河古称滋水，系渭河支流，发源于秦岭北坡，灞桥即横跨河上。“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垂柳夹道的灞桥又称断肠桥、销魂桥———断肠与销魂的人群里，清瘦落寞的李商隐多次跻身其中。
冬春时节，如果从长安城向南远眺，终南山阴云低垂，山顶覆着厚厚的积雪。唐时，不少诗人在终南山麓建有别业， 如宋之问、王维、薛据、阎防等。不过，出身苦寒且一辈子处于官场边缘的李商隐不仅没有别业，甚至连在长安核心城区买房也办不到，他只好租住于长安城与终南山之间一个叫樊川的地方———这也是他的另一个号“樊南生”的由来。
古老的驿道从终南山一侧的蓝田穿过，人至蓝田，长安渐行渐远了。很多年过去了，我站在蓝田城外一座不知名的山峰上眺望，北边是平坦的关中平原，南边是更加高峻的群山。李商隐的前辈韩愈贬往潮州时旅次蓝田，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悲伤诗句；老杜则说，“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从蓝田开始，接下来要经行近千里的山路，李商隐才能再一次看到相对平坦的盆地。那时，李商隐已经次第走过了今天的商洛、丹凤、商南、淅川和内乡，到达了河南邓州一带。
商洛是商州州治，今天则是省辖商洛市。这座群山环围的小城，丹江及其支流贯城而过，小城坐落在江水冲积的小平坝上。李商隐时代，商州是武关道的中点，为了保障道路畅通，朝廷设置了武关防御使一职，由商州刺史兼任。
商州城南，李商隐曾在一个叫四皓驿的驿站停留。四皓驿的名字，来自离驿不远的四皓庙。四皓，即秦末隐居商山的东园公等隐士。刘邦建汉后，礼请四皓，四皓不为所动。后来，吕后用张良计，令太子卑辞安车，招揽到了四皓，从而打消了刘邦另立赵王如意的想法。
李商隐写了两首《四皓庙》，其中至少有一首即是前往桂州时所作。如同古往今来所有郁郁不得志的诗人一样，他借四皓这只酒杯，浇自己内心的块垒。如果说十几年前他还可以佯狂学道，沉醉爱情的话，斯时，人到中年的他，已经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但偶尔，还会挣扎，还会愤怒：
羽翼殊勋弃若遗，皇天有运我无时。
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
武关道又名商於道，唐贞元年间，刺史李西华从蓝田至内乡另开新路。李商隐经行的便是这条新路。此前一直生活于北方的李商隐，虽然也曾见识过王屋山和终南山，但商於道所蜿蜒的秦岭腹地，其行路之艰，仍然让他感慨———他由此想到了自己乏善可陈的仕途，并借李西华开新道方便后人，来引喻谁能助他一臂之力：“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当然，我们知道的是，终其一生，都没有人帮他上青云。他就像一只向往青云的鸟儿，最终却在抑郁与哀愁的打击下困死于蓬草之间。
经邓州南折，便到了被称为“天下之腰膂”的襄阳。从襄阳南下经荆州，是与武关道相接的另一条唐朝时的国道：荆襄道。到了荆州，陆行变为舟行，骑马变为坐船———唐朝规定，官员外出，除年老体病者经特许外，其余人等，一概不得坐轿子，所谓“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担子”（担子，即轿子）。坐在高高的马背上行走于两三尺宽的山路，既危险又辛苦，坐船则安全而舒适。船自荆州而下，在长江与洞庭湖汇合处遇上大风，幸好有惊无险。及后，李商隐登上了岳阳楼，“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景色让他感叹不虚此万里之行：
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
可怜万里堪乘兴，枉是蛟龙解覆舟。
入洞庭湖后，李商隐乘舟溯湘江而上，到达广西境内后，再溯漓江而抵桂州。
今天的桂林，以甲天下的山水闻名海内外，是最具人气的旅游胜地之一。但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它地处岭南，不仅边远偏僻，且风俗迥异中土，气候暑热难当，更兼弥漫于山间的瘴气，令人谈虎色变。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李商隐生出了一种万里投荒、困身绝域的伤感：“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象卉分疆近，蛟涎浸岸腥”“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陷落群山的孤城，汹涌的江水，野象成群的边疆，蛇虫出没的水岸，家家捕鱼，户户尚巫，疟疾流行，春寒料峭……总而言之，此前闻所未闻的事物光怪陆离，如同一个晦冥森然的怪梦。其情其景，颇易让人联想起一个世纪前杜甫在夔州。夔州之于杜甫，一如桂林之于李商隐，同样是一片风景绝美而又风土恶劣的蛮荒之地。
另一方面，李商隐也对郑亚的垂青心怀感激，并在诗里直白地表示将士为知己者用：“投刺虽伤晚，酬恩岂在今……固惭非贾谊，惟恐后陈琳；前席惊虚辱，华樽许细斟……”
作为掌控一方的封疆大吏，郑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衬李商隐：一开始，他任命李商隐为掌书记，不久，又擢升为支使。这是仅次于正、副观察使的高级幕僚。
李商隐对郑亚的帮衬铭记在心。在桂州的日子里，虽然不时挂念留在长安的妻儿，但李商隐的心情要比在长安时稍微轻松。初夏时节，一场细雨后夕阳斜照，他看到清和宜人的小城里，幽僻处的小草也沐浴着晚晴的余晖，由是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写下了一首后人击节传诵的五律：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到桂州半年后，郑亚派李商隐为专使，到江陵谒见其族叔，即荆南节度使郑肃。
往还江陵，大部分坐船。行旅无事，李商隐就利用空闲时间编定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樊南甲集》。然而，意外的是，秋水暴涨，他乘坐的船只被洪水倾覆，本人虽无性命之虞，编定的文集却大多散佚了。他自陈：“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坠落。”
到桂州不久，李商隐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令他感慨万千。
写信的人就是李商隐少年时曾与之有过密切交往并在进士试时受其大力举荐的令狐陶。其时，令狐陶外放湖州刺史。自从被牛党———尤其是令狐陶———认定为见风使舵、背恩负义之人后，李商隐与令狐陶的关系变得极为尴尬。一方面，令狐陶屡次打击李商隐；另一方面，两人还保持着间歇性往来。
李商隐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的成长经历，使他从小就见惯了白眼与冷漠，故而毕生敏感，性情中既有坚强忍耐的一面，又有软弱迟疑的另一面。在这种往来中，令狐陶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李商隐则委曲求全，像一个横遭公婆指斥的小媳妇。
令狐陶信中附有诗作，虽然信和诗的内容均无考，但种种迹象表明：令狐绹对李商隐作了李党重要人物郑亚的幕僚颇感不满，因而必有怨怒之言。这从李商隐回赠令狐陶的诗《酬令狐郎中见寄》可以看出端倪：诗的前半部分，李商隐竭力讨好夸赞令狐陶———虽然这种做法也算其来有自，但李商隐的谨慎与小心不言而喻；后半部分则陈情诉苦，表示自己已追随郑亚，实在是为生活所迫，并无政治野心。
以后，李商隐终将明白，一切解释与陈情都是多此一举。因为爱情，因为王氏，他得罪了牛党；因为得罪了牛党，他被视作叛徒和变节者，他将成为朋党之争的牺牲品。在郁郁寡欢而又惨淡经营的一生中，这个怀抱利器与理想的才子，终将在政治上一事无成，唯有几百首朦胧晦涩的诗作让他令名长存———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安慰，又像是一种于事无补的补偿。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