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
同向春风各自愁
作为地名，永乐隐隐透出命名者的美好愿景。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全国有众多名叫永乐的地方———我去过的永乐就有六七个之多，如奉节永乐、古蔺永乐、仪陇永乐、遵义永乐。与这些南方的永乐相比，北方的永乐更为质朴———我看到的是一座极其普通的北方小镇，风尘仆仆的街区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麦地。距镇子只有几公里的南边，黄河滚滚流过。唯一显出这座北方小镇显赫过去的，是一座称为永乐宫的道观。道观是为纪念全真派祖师吕洞宾而建的，地方史料记载，吕洞宾就是这座小镇的子民，修建者是因金庸小说而大名鼎鼎的丘处机。幽深的院落里，几进大殿次第排开，元代的楼台与壁画，都暗示这座北方小镇曾经有过不同凡响的当年。
是的，李商隐时代，它既是一座舟车辐辏的商旅重镇，也是永乐县治。
安定城楼怅望次年，也就是28岁那年春天，李商隐又一次前往长安。这一次，他终于顺利通过关试，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这虽然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但既意味着李商隐成功释褐，由民而官；同时，秘书省职位清要，唐朝的许多宰相，年轻时都曾供职其间，向来被看作后备人才储备库。
然而，屁股还没坐热，来自牛党的报复就到了：李商隐调任弘农县尉。
县尉是一个尴尬的职务。一县之中，县令为主官，其下有县丞、主簿等佐官，县尉的地位则在县丞和主簿之下，主司刑罚治安。在李商隐之前，有三位同样著名的诗人曾被任命为县尉。一个是高适，一个是杜甫，一个是白居易。高适做过封丘县尉，并为此写下了沉痛的诗篇：“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正是为了不违心地去拜迎官长，不去鞭挞黎庶，毕生都在寻找机会进入官场的杜甫，被任命为河西尉后，把它当成一桩苦差事而推掉了：“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白居易虽然出任了周至县尉，但他消极怠工———县令让他抓人催赋，他装病不上班。这个鸡肋般的职务，白居易讥之为趋走吏：“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
但李商隐接受了任命，赶赴弘农履新。不过，很快，他就与上司意见不合而去职。此后，他短暂游幕于华州和岳父王茂元调任的许州。 当他再次应吏部试后， 授为秘书省正字———这一职务， 比3年前的校书郎更低———终于再次回到京城。但就在这年冬天，含辛茹苦的母亲去世了。
接下来是走马灯般的丧葬，他把母亲、姐姐、侄女等几位亲人都一一入土为安———用李商隐不无骄傲的话来说，经他努力“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按制，他还得为母守孝。为此，他举家迁往永乐。因为，以孝子身份留在长安，不可能进行政治活动；其次，他一直倚为靠山的岳父也死于军旅；复次，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永乐隶属蒲州，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也是极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几字形的黄河，右边那一竖自内蒙古直线而下，将北方大地劈成两半，是为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黄河在从由北向南的竖流变为由西向东的横流时，其东北方那块土地，就是永乐以及蒲州（即今天山西运城一带）。自古以来，这一地区既为交通要津，又有丰富的池盐，故而远古时起，就是先民生息之地。传说，尧在这里建都，舜在这里耕种，伯夷叔齐在这里采薇，唐玄宗宠爱万分的杨贵妃在这里出生。
对李商隐来说，永乐既有故居可住，可以节约在长安的开支；同时，这里离长安和洛阳又近在咫尺，并处于交通要道，能够及时获取最新政治动向，是一个进退皆宜的好去处。
两年时间里，李商隐半隐永乐。“走马兰台类转蓬”的宦游，一下子变为轻松幽静的赋闲———他住在简陋的老屋里，饮的是松醪酒，弄的是琴与瑟，精心种树，细致栽花，不时游赏周边山水。中国士大夫的一个古老传统就是，当他们遭遇政治上的挫败后，寄情山水便犹如受伤的野兽躲到角落里自舔伤口。雄奇或清秀的河山如同一剂剂良药，慢慢抚平他们身心的创伤。
尽管如同斧钺般的黄河劈开了北方大地，但自古以来，交流和沟通的意愿谁也无法阻挡。李商隐客居的永乐，有一道始建于先秦的浮桥，名为蒲津渡。
《读史方舆纪要》将蒲津渡列为山西重险之地。历史上，黄河常成为不同势力的天险，浦津则是兵家必争之地。张说称之为“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卫，河东之辐辏”。先秦以降的两三千年间，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战国时，秦昭襄王第一个在蒲津渡上架设浮桥；汉武帝则在河西修筑关隘。到了唐朝，蒲津渡处于长安至太原驿道上。其时国力昌盛，远迈前代，于是，开元十二年（724年），一个超级工程动工了———工程耗费了全国铁年产量的五分之四，铸造成8尊各重8万斤的铁牛，以及牵铁牛的铁人、固定船只的铁柱和铁山、绞盘等物。8尊铁牛分置两岸，将波涛中的浮桥牢牢牵挽。行人迈步浮桥，如履平地。到了宋朝，一场大洪水将铁牛冲进河里，于是发生了曾入选小学课本的怀丙捞铁牛的故事。
李商隐客居永乐期间，他在京城时的朋友任畹，在蒲津渡两岸修建了一些亭台。亭台落成之日，包括李商隐在内的一批文人受邀前往参观。李商隐为之写下一首七律，感叹说“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永乐两年，平静而安逸，终其一生，这样的日子实在太少。如果还要再找一段的话，差可比拟的是20多岁时，第二次落第后的玉阳山学道。
济源以西，平原渐尽，山脉突起，连绵西北。这就是玉阳山。尽管玉阳山的主峰不过1200余米，与西部动辄五六千米的极高山脉相比显得十分低矮，但因置身于一马平川的平原边缘，看上去仍显得巍峨雄奇。
如果说今天的玉阳山只是一个区域性旅游景点的话，那么，在杳然远去的唐朝，它的名声远比今天显赫。这片葱郁的山峦，与首都长安和天潢贵胄密切相关。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李唐则是它的黄金时期。盖李唐皇帝把道家始祖李耳（老子）认作自家祖先，故而对道教大加尊崇。极盛时，据考证，全国道观多达近2000所。唐代文人士子，大抵好道———贺知章、李白、顾况、施肩吾、皇甫颖以及李商隐等人，都与道教有极深渊源，要么做过道士，要么修过道。
李商隐修道的地方便是玉阳山。自济源城西行，只需 20来分钟车程便进入了山区。玉阳山分左右两峰，中夹山谷，一条小河顺谷流淌。当然，千载以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准确指出，李商隐修道的地方到底在谷内还是山上。
玉阳山系王屋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王屋山，因入选中学课本的《愚公移山》而家喻户晓：“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王屋山麓有一条小河叫玉溪，李商隐曾说“故山峨峨，玉溪在中”，并以之为号：玉溪生。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