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
周善梅
打牙祭，在现在孩子的生活里，是个陌生而遥远的词汇。
我们小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好的，吃一顿肉叫打牙祭。
冬月初十一过，寒冬渐渐袭来，得赶紧把地里的红苕挖完。拣一些大的放进地窖，储存一个冬天一直吃到明年春天。剩下的一些小个的打碎，滤了苕粉晒干，留下苕渣，拌些玉米面，和些菜叶，煮了给年猪吃，这叫催膘。
腊月伊始，年猪长得肥肥壮壮，憨吃憨睡。眼看就要开始张罗着杀年猪了。
父亲去二队的徐伯伯家要棕叶子。他们家坐落于山脚下， 屋前屋后种满了棕树，院子里还有几丛漂亮的牡丹花，春天开得花枝招展。但我们只能远远地望，不敢去摘， 因为他家养了一只凶恶的大黄狗。狗蹦起来，比人还高，又没用绳子拴着，咬上一口就要流血。那时是没有狂犬疫苗的。
徐伯伯的儿子和我一个班，牡丹花开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摘一朵藏在裤兜里，带来学校给我。那是我最早收到的鲜花，藏在书包里，红色的花瓣，带着些早晨的露珠，香气扑鼻，第二天枯萎了还是香。
那算是最早给我送花的人了。我想他送花的理由，一是我爸爸教他，二是我们玩老鹰捉小鸡时，我可以让他当老鹰或是鸡妈妈。惭愧的是，时隔三十多年，我竟记不清他的模样。据说被他父亲发现后，被脱了裤子挨了一顿死打，边打还边骂：“看你这吃里扒外的龟孙子，以后还偷不偷？”挨打的事，是他玩伴后来告诉我的。
扯远话题了，继续回到棕叶子上。
父亲把棕叶子晾在窗户下，说等杀年猪的时候系卯子。母亲说：“今年家里有两头猪，早点把屠宰证扯了吧，上头管得紧，免得到时还得卖掉一头。邻居吴家爷爷家刚死了头猪，把他们那个名额要过来，把扯证的钱给老人补上。”
“到时给吴家爷爷提个倒卯子去。”爸爸补充道。
这些都是我在被窝里，装着睡觉，偷听到的。
定下杀年猪的吉日，腊月初八。
天还没亮，帮忙杀猪的就来了。爸爸给他们“神女峰”香烟，他们摆手不要，拿出自己的叶子烟，用纸 了，吧嗒吧嗒地吸了，弄得我直呛。我也不敢作声，得罪了他们，猪就“杀不死”，我就吃不到香喷喷的炒肉片了。
母亲拿了火柴和火纸，悄悄地进猪圈去烧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神秘仪式，直到现在也弄不懂。大概是这一年来养猪养出了情感， 或是祈祷来年养猪能顺顺利利。火光中，母亲很是忧伤，火光映着母亲的泪光，至今难忘。
总之，母亲在那刻最温柔，慈祥。父亲说过她多次，但拗不过，只好随她去了。
帮忙的在一边忙开了，在田坎边挖了个深坑，架起大铁锅，锅里装满水。抱来柴禾，不停地添柴，把窗户下的棕叶子煮在锅里，拿出来，搓成一根根卯子。
水在锅里滚滚地沸腾。杀猪佬铜锅儿爷爷才挑着个柳条框子慢悠悠地来。听说铜锅儿上过战场，敌人的刀插进他的大腿他连 都没 一声。他长着一张李逵版的脸，凶神恶煞。谁家小孩大哭不休不止，大人只要说声“铜锅儿来了”，立马止哭。
铜锅儿爷爷慢腾腾地卸下柳条筐，接过父亲递来的香烟，别在耳朵上，从口袋里掏出他的烟袋子，说：“这个力头大！”又吆喝其他帮忙的人，“你们还磨蹭啥？赶紧去把猪揪来！”
于是，三四个人便顺着父亲的指引去打开圈门。猪们还在憨憨地睡，对这些突降的陌生来客不太理睬。哼了几声，又睡过去了。 春舅舅便拿了树枝抽打猪的屁股，猪不乐意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回到原地。
铜锅儿爷爷等了半天，没见动静，两眼一瞪，嘴里边骂边往这边走来。
他揪了一只耳朵， 春舅舅揪了猪尾巴，其余三人揪了耳朵和猪身。父亲是文弱的秀才，动不得力气，大哥已过十二岁，在后面推着春舅舅，后来他吹牛说自己手里揪的是猪尾巴。
当是时，众人齐呼“嘿呀个 呢”的号子声，夹杂着猪拼命挣扎所发出的“嗷嗷”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山村。
众人协力将猪按倒在杀猪凳上，杀猪凳是由两条板凳临时绑在一起的。铜锅儿爷爷从柳条筐拿出尖刀，眨眼间就看见那把刀子由白变红，就像变魔术般。然后他将刀用嘴叼住，双手按住猪的嘴和鼻子，直到猪再不动弹。这时，他才会将带血的刀扔在地上。
母亲拉了我们，躲在屋子里，母亲说，十二岁以下的娃娃是不能看杀猪的。她用双手将我们眼睛蒙上，我们只能从母亲的指缝间偷窥这声势浩大的杀猪场面。她自己也别过脸去，与相伴一年的猪作别，很是不忍。
父亲借来的大秤称不了整头猪。四位壮汉用长绳和碗口粗的树，将猪抬进大铁锅、淋开水、刮猪毛。破膛开肚，半边竟然有一百九十七斤。加上内脏，按三搭头。也就是说， 母亲养了一头将近六百斤重的猪。
母亲敛住内心的骄傲，脸上的笑渐渐透了出来。她有条不紊地淘米下锅、萝卜炖排骨、给盆里的猪血旺划刀。父亲忙前忙后地装烟泡茶，我们兄妹仨则围着锅边打转转，等着丰盛的杀猪饭打牙祭。
如今， 我们搬离了生养我们的小山村。铜锅儿爷爷故去，帮忙的春舅舅他们也老的老，走的走。父亲也已长眠于地下。唯有母亲安在，但她再也养不出当年的大猪了。
人到中年的我们，常讨论着何时回故乡一次，却始终没能回去。即便回去了，过去的一切会重来吗？
一切的一切，都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