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
（中）
聂作平
1000多年前的唐朝，人均寿命不过40岁左右，而李家几代男人，几乎都在二三十岁时就英年早逝。李商隐10岁那年，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离开客居的镇江，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辗转回到荥阳。
李商隐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大姐在李商隐出世前即早夭。二姐长李商隐17岁，在李商隐一岁时嫁与裴氏。裴氏乃河东望族，门第显赫。然而，不对称的出身常常意味着傲慢与偏见带来的不幸：婚后仅一年，二姐即被裴家以细故赶回娘家。次年，二姐郁郁以逝，不到20岁。尽管身为获嘉县令，但李商隐的父亲因突被免职，前往江南，只得将女儿暂厝获嘉。一直等到20多年后，李商隐长大成人，才能将姐姐遗骸运回祖茔。三姐嫁与徐氏，她也是给予弟弟关爱最多的亲人。
父亲去世后，年幼的李商隐及弟弟在母亲拉扯下，最初只能依靠可怜的积蓄和徐氏姐以及堂叔的接济度日。十二三岁后，李商隐开始养家糊口———这个孱弱的少年，为人抄写书籍，挣取一点辛苦费。很多年后，李商隐在为二姐写祭文时沉痛地回忆起当年的窘迫：“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
发轫于隋朝、成熟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使得出身寒微的底层子弟，也有了通过读书考试进而跻身官场并改换门庭的可能。不论是此前的世袭制还是九品中正制，绝大多数时候，决定一个人前途的主要因素是出身，是门第，因而才会出现“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不公。
闪烁于李商隐人生路上唯一的光明就是科考。为此，自17岁始，李商隐花了差不多10年工夫，终于在竞争惨烈的科考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唐人习惯，在参加科考之前，士子们往往将自己平素创作的诗文投赠达官显贵或其他社会名流，以期求得推荐揄扬，称为温卷，又称行卷。所谓“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 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是也。
李商隐也不例外。为父亲服过三年丧后，他奉母居于洛阳。唐朝的洛阳又称东都，是除了首都长安以外最重要的城市。其时，这座城市的最高长官叫令狐楚，他以兵部尚书身份出任东都留守。令狐楚既是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是才华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李商隐的温卷人，就是这位同在洛阳城的高级官员兼文坛前辈。
李商隐16岁开始诗文创作。我们虽不能考订出他到底把哪些作品投赠给了令狐楚，但从他十六七岁时的作品如《富平少侯》和《隋师东》来看，令狐楚被他的才华打动并不意外。
温卷结果，《新唐书》这样记载：“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唐才子传》则这样记载：“令狐楚奇其才，使游门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
细节略有不同，总体情况却是一样的：慧眼识珠的令狐楚认定这个未及弱冠的青年乃是难得的人才，对他甚为礼遇。几个月后，当令狐楚转任天平军节度使时，他邀李商隐入幕。其时，李商隐还是一个白衣飘飘的17岁小青年，令狐楚则已是65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白衣与白发相映成趣，年龄的落差超过爷爷与孙子。
令狐楚幕中，虽然李商隐有巡官的名分，并以此拿一份不薄的薪水，但令狐楚几乎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而是一方面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令狐 等人一起读书，一方面又亲自教授李商隐今体文，也就是四六骈体，这是当时做官的重要条件。
可以说，令狐楚对李商隐既是府主，又是老师，同时隐然还是慈父。当李商隐前往京城应试时，令狐楚总是“岁给资装”，天气转寒时，怕他衣服不周，使他“免虞于僵卧”。每逢有文人宴集酬和，他总是带着李商隐赴会，并在大庭广众之中，对李商隐大加赞扬。
对令狐楚的恩情， 李商隐一直铭记在心，“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
然而，令李商隐难堪并痛苦的是，要不了多久，恩公令狐楚的儿子、曾经出则连舆，止则同席的兄长般的令狐 将把自己看作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并衔恨终生，而李商隐的人生，也因这衔恨而疾速转向。或者说，李商隐悲凉愁苦的一生，其决定性因素就是来自令狐 的衔恨。
26岁中进士之前，将近10年时间里，李商隐两度前往长安应试。 一次是太和六年（832年)，李商隐21岁，一次是3年后。两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10年间的前几年，李商隐追随令狐楚，先后在东平和太原做幕僚。后来，当令狐楚调往首都，李商隐奉母居于济源，并往玉阳山学道。此是后话。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渴望功名，渴望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青年士子，837年那个春天对李商隐而言是绚烂的、美好的，一如早些年中了进士之后的孟郊所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中进士后的李商隐要做的另一桩大事是迎娶心仪的意中人。古人早就说过，人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现在，李商隐双喜临门。
当两大美梦都成为现实时，李商隐有理由相信：我是人生赢家。我看到了如花似锦的未来。然而，人生最大的困惑在于，想象总是比现实更为美好，命运却是一个不讲游戏规则的对手，没人知道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哪怕夙慧早熟的李商隐，也无法未卜先知。
枯水期的泾河细瘦浑黄，河床上长满野草和杂树。如果用无人机拍摄的话，也许就像一根从黄土下刚挖出来的粗大绳索。绳索中间那个疙瘩，便是因泾河而得名的泾川。泾川城北的泾水之滨，有一座大云寺，舍利塔鹤立鸡群地昂首于低矮的民居行列。塔后那座山，名为五龙山，山原上的一些地段，还能找到一段段夯土的城墙遗址。
至于安定城楼，自然早就没了踪影。唯有跨越泾河的桥梁，取名安定大桥，算是为这座曾经的城楼保存了一段记忆。
时光回溯到838年，春日的一天，李商隐登上了泾川北门的安定楼。那时，从城楼上眺望，绿杨和烟笼秀， 一直弥漫到泾河中的沙洲上———而现在，尽管看上去泾川要比相距不远的固原等地秀丽一些，但仍然有一种黄土高原掩不住的苍凉和干燥。
登高临远则春愁四溢，这原本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虽然有时候未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登临安定城楼的李商隐，他的忧伤和抑郁却是真实的。尽管，按理说，他不应该郁闷。因为他刚如愿以偿地做了新郎。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商隐正是因为这场婚姻，这场惨淡经营的爱情，才在完全不经意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被人视为忘恩负义，斥之为放利偷合的势利小人。从那以后，他的仕途将由鲜花变为荆棘，他的人生将由坦途变为荒径。
大概出于李商隐曾夫子自道地说过他的诗“楚雨含情皆有托”“巧啭岂能无本意”，故而清代以来，包括纪晓岚在内的诸多注家都尽可能把李商隐的爱情诗解释为美人香草的政治隐喻。由于过于朦胧，过于晦涩，李商隐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确实具有指向的多义性，然而，很明显，把他的爱情诗都解释为政治隐喻肯定过于简单化。
比如这首《无题》，我以为，它并无什么政治隐喻，它就是一首地地道道的爱情诗：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那个与诗人心有灵犀的女子姓王，即与令狐楚一样同为封疆大吏的王茂元之女。（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