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
聂作平
江山黄河捧土尚可塞 北风雨雪恨难裁
石门别后，李白大病一场。有人认为是服食仙丹和饮酒所致。他剧烈咳嗽，精神委顿，并陷入对刚刚离开的杜甫的思念中。兖州城外，夕阳西垂，秋风劲吹，古木摇落，北方的深秋令李白更加愁绪满怀。几十天前出则连舆，止则同席的杜二应该到长安了。为了镜花水月般的前途，知音也必须天各一方，唯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这一年，李白46岁了，即便是人均寿命远超唐朝的今天，这个年龄也标志着进入了人生下半场。李白12岁那年，唐玄宗即位，李白56岁那年，唐玄宗被唐肃宗尊为太上皇。也就是说，李白的一生，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唐玄宗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君王之一，既缔造了开元盛世，也导致了安史之乱。李白和他同时代的人，既有幸生盛世，也不幸遭遇离乱。他们见证了一个伟大帝国如何在风雨中转向。当李白的人生进入下半场时，大唐帝国的命运也进入了下半场。只是，李白没有察觉，唐玄宗也没有察觉。
病中，李白梦见了远在浙东的天姥山———很有可能，浙江绍兴人贺知章曾向他说起过这座缥缈的仙山。大病初愈，李白上路了。他又作了一次江南之游，足迹所到之处，江山固然使人流连，但令人伤感之事也一桩接一桩。
贺秘监祠坐落于绍兴市区的一条小街上，它本是祭祀贺知章的祠堂，后来成了绍兴贺家的宗祠。于绍兴贺家而言，贺知章肯定是一个足以令他们永远自豪的杰出祖先。青年即有文名，应试就金榜题名，尔后仕途顺畅，一直做到部长级；致仕时，皇帝赠诗，太子宴别，朝廷还赐“镜湖剡溪一曲，以给渔樵”；并且，得享天年，活到了86岁。可以说，贺知章这种顺风顺水的人生好境，历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对贺知章这位忘年交，李白既敬重又感激。因此，当他来到绍兴时，一定要做的就是到贺知章故居去拜祭。贺知章与李白既是诗友也是酒友，同入“饮中八仙”———对一个嗜酒者的最好怀念方式，莫过于摆上一瓮好酒、一只酒杯。所以，李白忆贺知章，乃是“对酒忆贺监”。
从绍兴来到金陵，又一个朋友的不幸消息传来：王昌龄被贬往边远的龙标作县尉。王昌龄长李白三岁，诗名早著，在当时就有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誉，其名声甚至在李白之上，李白向以兄事之。李白闻讯，为王昌龄的命运担忧：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命运难预，此时李白为王昌龄贬夜郎而伤感，不承想，十余年后，他自己也将在垂暮之年流放夜郎。（编者注：虽同名，王昌龄所贬的“夜郎”在当时湖南新晃县附近，李白所贬的“夜郎”则在今贵州境内）
王昌龄曾中进士，正途出身，但仅做到了校书郎。“不护细行”，就是小事不检点，得罪权贵，贬往龙标。安史之乱起，他逃回老家，途经濠州，为刺史闾丘晓忌而杀之。后来，中书侍郎兼河南节度使张镐率军平叛，闾丘晓畏敌不前，导致宋州失守，张镐下令将其杖杀。刑前，闾丘晓求饶说家里有老人要赡养。张镐回道，那当年王昌龄的老人，你又交给谁在赡养？
张镐不仅为王昌龄复仇，还先后搭救过杜甫和李白———算起来，他虽然不以诗著名，却是这些顶级诗人的守护神：杜甫为房倌说话，得罪唐肃宗，肃宗要治他的罪。张镐站出来劝谏———如果治了杜甫的罪，今后再也没人敢讲话了。李白因入永王幕下狱，经他斡旋，重罪轻治，流放夜郎。途中，张镐还给他送去两套衣服。李白的诗记下了此事：“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
很快，李白50岁了，到了知天命之年。少年时起就埋藏于胸的政治理想依然没有着落，李白不再去干谒，他大概习惯了诗酒漫游的林泉生活。就像之前写下的诗句那样，他希望“且放白鹿青岩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而不愿再像供奉翰林时那样摧眉折腰，“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再婚。他娶了第二任夫人：宗氏。
与宗氏的婚姻却暴露了李白的秘密：一方面，他在诗里倾诉隐居林泉、山水自娱的生活旨趣；另一方面，对仕途与远大政治理想的渴望并没随年岁渐长而熄灭。只不过，更隐蔽了。
如同许氏的祖父曾是宰相级高官一样，宗氏的祖父宗楚客三度拜相，地位更显赫。不过，由于依附唐中宗李显皇后韦氏，后来李隆基发动政变，将韦氏及宗楚客处死。而李白与宗氏结婚时，唐玄宗尚在位上———今上亲自处死的乱臣，其声名显然不会太好，只是，唐人宽厚，未牵涉家人而已。李白似乎并不在意宗楚客的家族声誉，甚至作诗以宗氏的口吻不无炫耀：“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有旧歌管，凄清闻四邻。”
此外，就像与许氏的婚姻一样，与宗氏的婚姻，同样是李白入赘———李白既不以宗楚客狼藉的声名为意，也不因赘婿的低贱为难，可能不仅在于他想借宗家的余荫，更在于他一生中对贵族身份的强烈认同与艳羡。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曾有论断：“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以李白而言，他的宦途晦暗不明，如果再不娶名家女，其社会评价与自我定位更加乏善可陈———尽管他是天下闻名的诗人。但再好的诗人，在皇帝那里，也不过娼优蓄之而已。
与宗氏结婚不久，李白又一次远行———哪怕年过五旬，他仍然好动如青年。他总是离开，总是告别，在他眼中，诗和远方才是人生第一要义。尽管他也曾写过一些怀念妻儿、思念家乡的诗，但他的整个表现却像日本学者笕久美子批评的那样：“李白身为一家户主，或作为一位丈夫，是指望不上、靠不住的；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与家庭不相称的人。”
这一次远行，李白抵达了平生去过的最北之地：幽州（今北京）。
去幽州的目的，其说有二，都与一个叫何昌浩的人有关。何昌浩曾是一个不第秀才，李白给予过他不少照顾。这一年，何昌浩忽然从幽州捎来一封信。信中，他告诉李白，他不久前到范阳，现在已出任范阳节度使判官。何昌浩认为，李白文武全才，如果愿到边塞，肯定大有用武之地。即便无意入幕，也可边塞一游。
何昌浩的信让李白怦然心动，他不顾宗氏强烈反对，坚持要去幽州。目的之一，李白真的希望如何昌浩所云，建功边塞，曲线达成政治理想。这有他后来写给何昌浩的诗为证：“……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目的之二，幽州等地节度使为安禄山，其时，不少人都意识到这个深受唐玄宗宠信的胡人很可能叛乱，李白想深入他的老巢一探究竟。这，也有他写的诗为证：“……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岐泪滂沱。”
到底哪一个目的才是李白内心的真实想法，除非起李白于地下，恐怕很难判断。我以为，很可能前一个目的是他最初的想法，而后一个目的是到了幽州的所见所闻触动了他，由是产生了新想法。
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粟特人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手握重兵。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唐玄宗对他的绝对信任：曾有不少人提醒唐玄宗安禄山要谋反，唐玄宗要么斥之，要么将其发与安禄山处分。
初到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李白受到了何昌浩热情款待。不过，何告诉他，安禄山到首都去了，还要一些日子才回来。接下来一段时间，在何昌浩的安排下，李白要么寻幽，要么打猎。边防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甚至开始想象自己的未来：
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
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
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总而言之，军营的行伍生活让李白变得更加浪漫，更加富于想象力。想象的核心，和后世词人辛弃疾差不多：“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不过，辛弃疾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李白却只是诗人悠远而又漫无边际的想象罢了。
并且，这种浪漫想象也很快遭到了现实的迎头一棒。
这天，有一个年轻人前来拜访李白。年轻人姓崔名度。崔度乃是李白故人之子———他的父亲崔国辅，曾任礼部员外郎，与李白和杜甫都有交情。崔度屡试不第，几年前从军，在安禄山手下做一名中下级军官。从李白不久后写给崔度的诗及其他几首诗可以揣测，崔度告诉李白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安禄山即将谋反———这消息天下传闻已久，现在就快坐实了。崔度应该还告诉李白，要他尽早离开是非之地。两人会面不久，崔度就以探亲为名离去。而李白正好接到宗氏家书，他便以妻子生病为名离开幽州。在这一时期写就的《北风行》《公无渡河》等诗里，李白感叹大乱将作、兵戈将起，朝廷却无人可以依托：“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离开幽州后，李白去了长安，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长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他只去过两次。去长安的目的，是向朝廷报告安禄山行将谋反，提醒朝廷早做准备。到了长安，一个消息令他瞠目结舌：在这之前，曾有来自幽燕的正义之士到长安揭发安禄山，却几乎无一例外被唐玄宗下令，将其押回幽州，由安禄山处理。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处死还算有人性的，有人竟然被剥皮。
尽管李白常常为江山社稷担忧，一辈子渴望为君王效力，但在如此是非不分的君王面前，他也只有离开。归根到底，江山是别人的，只有生命才是自己的。
三次离开长安，第一次是失望，第二次是怅然，第三次是绝望。时近暮春，长安城外，李白登高远眺，但见苍榛蔽丘、绿草掩谷，他感叹，凤凰没有栖身之地，乌鸦却呼俦引类。时局如此，唯有穷途一哭：
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
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
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
斯得所居，蒿下盈万族。
晋风日已颓，穷途方恸哭。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