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
（三）
聂作平
远方：仍怜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天文学上有个词叫红移，意指光源远离观测者时，观测者接收到的光波频率比其固有频率更低，即向红端偏移，故称红移。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中的其他星体都在红移。也就是说，从浩瀚的空间看，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变得越来越孤独，因为所有星体都在远离我们。
如果把红移这个词借给历史，历史上的人和事也同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红移。祖先离我们越来越远，他们的呼吸和欢笑早已在风露中凝固。他们曾经的苦难与欢乐，以及难以逾越的艰难苦恨，到如今，都不过是旧籍里了无生意的文字。
幸好，依凭文字，我们也许还能想象并还原他们的生活。关于李白，我们也只能依凭他留下的几百篇诗文以及同时代和稍晚者的记述，而我一直相信，对这些先贤人生轨迹的重访，尽管由于时过境迁，很多地方不仅名字变了，甚至连地貌也发生了变化，但仍有可能让我们在想象并还原他们的生活时，更多一些真实与妥贴。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24岁。春天，他买舟东下，写下了平生第一首民歌风的作品：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
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按古人说法，人生的机缘与遭遇是前定的，于诗人，就有诗谶一说———诗人灵感所至写下的诗句，完全可能在日后兑现，成为他们对命运的自我预言。李白这首《巴女词》似乎就有诗谶的意味：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是啊，远去的巴蜀儿郎，你几时才会回来？终其一生，除了流放夜郎时溯江而至巫山外，李白漂泊的脚步如同暗夜远去的灯盏，再也没照亮过沉寂的故乡。检阅李白留下的全部诗文，回忆故乡的篇什并不多，与同时代或不同时代那些忆起故乡就涕泗纵横的诗人相比，李白对故乡似乎缺少更多的眷爱。我曾经奇怪于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却更有勇气踏上漫漫征途。他们壮岁的游历，动辄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山川阻隔，故乡和亲人杳如黄鹤，他们却义无反顾地匆匆上路了。长亭与短亭之间，名山和大川之间，古人意气风发的样子令人嫉妒。
反观今日，古人一年半载才能走完的路，飞机几个小时就可安然抵达，但多少现代人有过诗意的远行呢？两千年前的司马迁自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今人虽交通便利，可几人能重复太史公的足迹？对古人来说，渺不可知的远方不仅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激情燃烧的生活方式。
李白的轻舟在开元十三年春天驶出了故乡巴蜀，东去的浪花顶托起那叶小小的木船。江流浩荡，春暖花开，眼前的景象令第一次出远门的李白心旷神怡，他的内心深处是否天真地认为：从此，人生之路也将顺水行舟一样写意而美满？出川后经停的第一站是江陵。在江陵，李白认识了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很有好感，称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还年轻，既没名气也没影响，除了梦想和才华一无所有。司马的称赞对李白便很重要，好比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表扬往往会改变他的人生一样，司马的表扬也令李白激动。为此，他写下了《大鹏遇希有鸟赋》，把自己比喻为大鹏，把司马比喻为希有鸟。那只李白想象中“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的大鹏，从此成为李白坚定不移的精神自况———终其一生，他是如此渴望像大鹏那样搏击云天，扶摇万里。
黄鹤楼向来被看作武汉的地标，它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和山西鹳雀楼并称中国四大名楼。初次漫游的青年李白由江陵来到江夏（武昌），耸立于长江之滨的黄鹤楼，自然不会忽略。
今天的黄鹤楼是一座钢筋水泥的高大建筑，尽管竭力修饰出古意，但粗糙与仿冒感依然扑面而来。李白登临的黄鹤楼自然不是如今的样子， 甚至也不在如今的位置， 而是更靠长江———20世纪修建大桥， 黄鹤楼楼址作了移动。我曾看过日本人常盘大定拍摄于一个世纪前的黄鹤楼。它矗立在一大堆高高低低的民居中，虽然最高，却不像现在这样鹤立鸡群。当然，常盘大定拍摄的黄鹤楼也不是李白登临的黄鹤楼。这座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名楼命运多舛，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灾难就像它的名声一样鲜有出其右者。1884年，黄鹤楼毁于大火，此后一百余年，黄鹤楼只是一个令人追思的遗址。我们现在见到的黄鹤楼重建于1985年。 三楼一座大厅，墙上绘有众多登临黄鹤楼的名人，李白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位。
登临送目，必然有诗。李白读了壁上所题的崔颢的七律后，竟然没动笔，感叹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个故事说明两点，其一，崔颢的诗的确好，至少这首黄鹤楼，令诗仙也扼腕称赞；其二，后人认为李白一生自负，几乎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以他对崔颢作品的表现观之，并非如此。
自从有了遥感技术，人类就得以从渺远的高空俯瞰自己的大地。对这些从太空发回的照片，我有一种莫名的敬畏：原本辽阔的山河被浓缩到一张小小的照片上。虽然地图也能缩地千里，却没有遥感照片的真实具体。
在一千公里高空，当卫星对着中国大地拍摄时，我看到了一片赭黄中夹杂着一些淡蓝，淡蓝中的一个小分部，静静地淌在湖南北部。当卫星更靠近，这片淡蓝的小分部变大了，略似于一只扭曲的葫芦。这就是洞庭湖。
古人云：“四渎长江为长，五湖洞庭为宗。”意思是说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水，数长江最长；洞庭、鄱阳、太湖、巢湖、洪泽五大淡水湖，以洞庭为首。这不仅就洞庭湖当时面积最大而言，也与洞庭湖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这片浩荡的湖水和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商隐、孟浩然、范仲淹等光辉的名字连在一起。作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即便在湖区不断缩减的今天，面积依然超过两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县辖地。
李白漫游的脚步数次抵达洞庭湖，他的目光几度注视八百里洞庭浩渺的烟波。
第一次是他出蜀后的壮游。在荆楚期间，他遇到了同样来自蜀中的友人吴指南，于是结伴而行，同游潇湘。
愉快的旅程很快因吴指南的暴死戛然而止。抚摸着同伴的遗体，李白大放悲声，他第一次感觉到生死如影随形。擦干眼泪后，他把吴指南暂葬于湖边，尔后东下。三年后，李白再次前往洞庭湖，把吴指南的遗体取出来，骨肉还没分离，他就亲手用刀把骨头剔下来，背着它徒步走了几百里，安葬在武昌附近。
很多年过去了，当李白不再年轻，他龙钟的脚步还将重合青春的脚步。那是他被流放夜郎遇赦后，他还会来到洞庭湖边，登临那座古老的楼。
就像黄鹤楼业已走进丰沛的中国文学史一样，岳阳楼的光辉也笔直地烛照千秋。自从开元初年张说在洞庭湖畔筑楼起，一千多年间，它多次遭受重创倒下，又多次倔强地重新站立。
时至今日，几度兴废的岳阳楼依旧屹立于洞庭湖边。登楼远眺，眼前还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描绘过的景象：“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当李白初次登楼时，那种带着惊讶的喜悦在他诗里触手可及。是的，那时他还年轻，年轻得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年轻得有些目中无人。然而，命运始终是一个不讲游戏规则的对手，它最擅长的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多年以后，当年的翩翩少年须发如雪，洞庭湖仍旧水光接天。在与时间的比赛中，除了大自然，没有人能获胜。李白如此，我们亦然。
同为大诗人的杜甫一直是李白身后的小兄弟，这位命运比李白还要乖张的诗人，青壮年时代的颠沛流离没有换来晚岁的安宁与幸福。相反，他的晚岁生涯甚至比青壮年时代还要凄凉。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李白已去世六年，杜甫也是风烛残年，要不了多久，他的生命亦将终结。那一年，杜甫登上了李白数次登临的岳阳楼，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五律：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沉郁，悲凉，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在长叹命运无常与造化弄人。这就是杜甫的岳阳楼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与杜甫不同，李白晚年的岳阳楼是这样的：
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君山是洞庭湖无数岛屿中最知名的一个，从岳阳楼望过去，它像是在水天交接处浮动。虽然海拔不过几十米，面积也不足一平方公里，却是整个洞庭湖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最引人入胜者。
然而在李白看来，举目风景的君山还是不要为好———把它划掉的话，湘水就畅行无阻地平铺远流了；整个洞庭湖倘若用来盛酒，足以醉杀无边无际的秋天。
奇特的想象不减当年。虽然遭遇了人生的种种苦难与不测，李白依然葆有一颗孩童般的好奇之心。与杜甫的沉郁悲壮相比，李白把人生的苦难统统过滤掉了，他让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的瑰丽与想象的高远。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