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
聂作平
彷徨江湖的游子又一次想起了家乡和亲人。
妻子从北方捎来家书，委婉地问他什么时候回去。时值仲秋，征雁横空，落叶萧萧，屏障般的群山挤压着小小的孤城。每天，昏黄的太阳在巴掌大的天空晃一晃便消失了。急不可待的雨，从傍晚点滴到天明。游子怅然若失，以诗代笺，回答远方的妻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是的，他叫李商隐，字义山。时间是唐宣宗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后人研究李商隐生卒年不确考，此时约37岁。地点在今天的重庆奉节一带，具体不可考。可考的是，当李商隐饱含希望地从江陵溯江而上，打算到成都投靠远亲杜 ，以便获得仕途的机会时，随着逆流的客船由楚入川，他越来越忐忑不安。然后，他犹豫了。这犹豫，既因为妻子的书信，也因为他不敢相信那位刻薄寡情的远亲真的会施以援手。终于，他决定，还是结束这次未遂的求职之旅吧。赶紧回到北方，回到故乡，回到亲人身旁。
众所周知，唐朝浑一海内，疆域之广大，只有元朝可与其抗手。极盛时，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在现代交通工具阙如的古代，远行的人，要么依靠马匹、驴子等大牲口，要么依靠舟楫，要么就只能依靠常常被路面打肿的双脚。
史料记载，838年到847年，日本高僧圆仁大师来唐朝游学，曾经步行穿越北方。他每天的行程大约在32公里到48公里之间———这一记录，已超过了当时的大多数人。依想象，如此缓慢的速度，远行是艰难的，尤其是当“行万里不持寸兵”的盛唐成为过去时，江湖鱼龙混杂，强人出没，自然的行路难又加上了人为的行路难。以此推之，人们应该安土重迁，囿于狭小空间度过一生。
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以李商隐为例，他在行路难的晚唐，足迹竟然踏遍天南海北———短短一生中，他先后到达过相当于今天地理划分的十多个省。追根究底，他在行路难的年代舟车劳顿地南来北往，无非是为了寻求出路。这出路，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精神所需。古人把这称为宦游。
宦游中的李商隐，把脚印、诗行和生命的华章留在了路上。重走他走过的山山水水，消逝的激情便从幽暗的文字里跳荡而出……
春天是在寒冷与温暖的反复拉锯中渐渐来临的，如同新的一天，总是在黑暗与光明的拉锯中渐渐占得上风一样。三月，平原上还能眺望到终南山顶没来得及消融的余雪，但天气毕竟回暖了，柳树、榆树、杨树已发出新芽。比李商隐刚好早生100年的杜甫在诗里说过，“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仿佛在严寒的囚笼里关禁太久，春天甫一到来，长安人民便迫不及待地脱下沉重冬装，争相到户外探春：“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今天的西安城东南部，属于一个叫曲江的新区。曲江，秦朝时称为恺洲，皇室在此修建了行宫宜春苑。隋朝时，凿地为池，先称曲江池，后改名芙蓉池。唐朝时，复称曲江池。隋唐之际，中国大陆温和湿润，如今显得干燥的西安，当时处于八大河流的包围中。于是，唐玄宗下令将 水经黄渠自城外引入曲江。曲江两岸亭台楼阁鳞次栉比，花木扶疏，遂成为长安第一胜景，是整个帝国最具人气的郊饮踏青之地。
每年冬天，蜗居深宅等待春风的长安人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即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他们是为了参加春天举行的科举考试，也就是所谓春闱而来的。当朝廷公布了新科进士名单，这些万众仰慕的幸运儿都会出席在曲江之滨举办的曲江宴。
曲江之滨，新科进士们列坐花间，他们把酒杯放进盘子，再把盘子放入水流，盘随水转，转至谁的面前停下来，谁就执杯而饮。这种风雅，称为“曲江流饮”。《唐摭言》记其盛况说：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撤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曲江流饮后，新科进士们还要前往曲江附近的慈恩寺，公推一个书法最好的同年，将所有中试者的名字题写于大雁塔墙壁上。这称为“雁塔题名”。很多年后，白居易最为得意的事就是“慈恩寺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开成二年（837年）春天，曲江流饮和雁塔题名的士子中，李商隐笑容灿烂。他的一首题为《池边》的七绝，真实记录了那个幸福的日子：春天已经来临，莺啼燕舞，丽日高悬，游玩直到太阳偏西才结束，而他仍然恋恋不舍。恋恋不舍中，他想起此前两次落第的悲凉，恰与今日形成鲜明对比：
玉管葭灰细细吹，流莺上下燕参差。
日西千绕池边树，忆把枯条撼雪时。
唐代诗人中，就科考而言，与毕生不第的杜甫、罗隐和陆龟蒙等“倒霉蛋”相比，李商隐及第时26岁。虽比不上柳宗元20岁、刘禹锡21岁、陈子昂和韩愈24岁即金榜题名那么早，但就像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那样，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场上，他也算年轻有为。
是故，李商隐有理由相信：从这个温暖的春天开始，他的未来必将一片光明。他将像那些进士前辈一样，因读书而获取功名，因功名而释褐为官，然后再从清要的职位开始，一步步升迁，直到入阁拜相，封妻荫子，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人生。
然而，要不了多久，命运就将向李商隐浇下一瓢瓢冰冷的雪水。雪水里，饱含着猜忌、难堪、失意和悲愤。
地方史料和实地考察表明，全国共有三座李商隐墓。一个人只能死一次，也只能有一具骸骨遗留世上。三座墓中，必然也只能有一座，才是李商隐的郁郁佳城。
三座墓，分别位于沁阳、博爱和荥阳———它们都是河南的小城。
沁阳古称怀州，是李商隐的祖籍地。李商隐祖父在世时，举家迁往两百里外的荥阳。祖父死后，无力把灵柩运回原籍，“卜葬于荥阳坛山之原上”。因此，沁阳称为李家大坟的李商隐家族墓地，既没有安葬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没有安葬李商隐本人。
综合各种史料，窃以为，真正的李商隐墓应该在荥阳檀山（也称坛山）。檀山名义上是山，但经过多年平整冲刷，地貌已然变迁，即便在一马平川的黄河中下游平原上，檀山也只有山之名而无山之实。如今的檀山一带，大路平直，小区林立， 以李商隐墓为核心， 建成了李商隐公园———有意思的是，距李商隐墓只有几公里的西北方，沉睡着唐代另一位著名诗人：刘禹锡。同理，以刘禹锡墓为核心，建成了刘禹锡公园。对小小的荥阳来说，有两位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人长眠于此，乃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福分和荣耀。
李商隐自称龙种———与李唐皇帝乃同宗，然而，这同宗要上溯几十代人，一直追到汉朝的飞将军李广。千百年来不断分枝，早就别如霄壤，只不过为诗人提供了一个“当年我家也曾阔过”的吹牛素材而已。
事实上，从李商隐上溯数代，祖辈都没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高祖只做到美原县尉；曾祖19岁中进士，与中唐诗人刘长卿齐名，但只做到安阳县令；祖父官至邢州录事参军；父亲任获嘉县令。李商隐3岁时，父亲去职，只好到江南一带充任幕僚，一家人跟随父亲客寓江南，用他后来的话说，乃是“浙水东西，漂泊半纪”。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