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
聂作平
盛唐伟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它余下的城郭宽广和街道方直那么简单，它更以这些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提醒我们：中国历史上，曾有那么一个鲜明生动，富于青春与朝气的自信时代和宽容时代。学者周时奋对此总结说：“盛世其实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在物质充盈的前提下心境的宁静与自豪，一种无处不在的，仿佛触摸得到的富裕、繁荣和安全感。”
印象派大师塞尚初到巴黎时曾放狠话，说他要以一只苹果征服这座骄傲而虚伪的城市。后来证明，他做到了。这座城市如今以他为荣。李白肯定也想过要用他的诗歌征服长安。第一次，他失败了；第二次，除了元丹丘通过玉真公主向唐玄宗举荐外，他巨大的诗名已经海内共知。所以，他几乎算成功了。
细数与李白有较多交往的朋友，论才气或名气，贺知章都只是比较普通的一个。若论爽快与真性情，贺知章却名列前茅。李白在长安等待圣上召见的日子没有白过，他结识了贺知章。唐朝最好酒的两个人相遇了，像两只酒瓮一样惺惺相惜，灵犀相通。
贺知章生于公元659年， 比李白大了42岁，相当于老师赵蕤和李白的差距。他不仅年龄大，社会地位也高，做过部长级的太子宾客和秘书监。他在朝50年，耳濡目染，长安这座大染缸般的名利场却没把他改变，他还是名士风流的真本色。这位热爱美酒和诗歌的长须老者首先是性情中人，然后是一流的酒鬼和诗人。
李白与贺知章的交往时间不长，感情却很深。李白对贺知章所给予他的谪仙人的称号，既得意又感动。后来，当贺知章病逝于遥远的山阴，李白为他写了《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中，他不无动容地写道：“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纵情诗酒中，李白终于等来了唐玄宗的接见。从有关记载看，唐玄宗接见时的讲话让李白激动不已，因为他的陛下如此平易近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称，李白进入大殿后，李隆基不仅“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甚至“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他像个文学青年似地拉着李白的手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至此？”
接下来的安排却令李白如遭当头闷棍———李白一辈子想的就是出将入相，像他的朋友杜甫说的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要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只有做到高级官员才有可能。然而，李隆基给李白的身份却是翰林供奉。所谓翰林供奉不过是唐朝时养在内庭的一种级别很低的从官，只要有一才一艺———斗鸡养狗、写诗作画都算———就有可能授予这一头衔。严格地讲，它根本不算官，其地位和供皇帝解闷逗乐的侏儒小丑并没太大区别。
李白的失望可想而知，其情其景，就好比你追求半世的女人终于请你夜半前往后花园赴约，没想到不是她接受了你的爱，而是要把你介绍给她家嫁不出去的老保姆。
西安城的东部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公园，一汪碧水荡漾在蓝天丽日下，山上的高塔低树倒映湖中，这就是西安人熟知的兴庆宫公园。和众多仅供游人憩息的公园不同，兴庆宫公园大有来头———它建在大唐兴庆宫遗址上。那汪面积并不大的湖，它的前身据说是兴庆宫中有名的龙池。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这一个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他们的身影也曾像今天的市民一样出没于夹岸的柳荫下，细雨中的涟漪同样见证过他们的锦瑟年华。
兴庆宫栽种了许多牡丹。周敦颐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可见花开富贵的牡丹是唐人至爱。这年春天，兴庆宫中的牡丹开得又大又艳，兴致勃勃的唐玄宗与杨贵妃一同赏花饮酒。助兴的是宫廷音乐家李龟年率领的宫中乐队。一时间丝竹如云，清歌如雨。唱得欢快时，唐玄宗忽然摆手叫停。如此良辰美景，他不想再听陈词老调，于是下旨去请最近供奉翰林的李白来写几首新词。
李白没有描绘牡丹的美丽与春天的美好，甚至也没有借景抒情歌颂唐玄宗的盛世，他只赞美女人———唐玄宗一生中最宠爱的杨贵妃：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个纵横江湖的剑客，一个举杯邀明月的酒鬼，一个横空出世的诗人，一个以大鹏自况的幻想家，没想到一下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帮闲的御用文人。
坦率地说，这些遵命文字依然有才华得光芒力透纸背，依然像李白的其他作品那样可圈可点。可一旦联想到这些文字背后若隐若现的皇权对文学的强暴，总让人产生某种难以释怀的辛酸。文人要想安身立命，难免写点遵命文学，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的软肋。
二入长安，前后3年，近2000个日子如同那件日益破烂的客袍，缓慢而又固执地旧了。
翰林供奉位置尴尬，地位低下。这不是李白要的，更不是李白的理想。李白之前1000余年，孔夫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气话———如果不能在人间实现我的理想，那我就坐上大船漂流到海上去做个世外逸民吧。
3年的张望与待诏，3年的酒局与饭局，3年的烟花与落拓，当长安酒肆中的胡姬们大抵识得这位“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相公时，李白打算像孔子那样离开。再不离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虽然离开也是另一种痛苦的折磨。对这位一生只有在奔走中才能感受到自由呼吸的诗人来说，李白听到了闲居的日子里，关节发出“吱吱吱”生锈的声音。
天下最宽阔的街道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宏伟的园林集中在这里，天下最热闹的市井集中在这里，天下最显赫的官员集中在这里，天下最妩媚的女子集中在这里……这就是长安，李白即将告别的长安。
之前，他已经意兴萧索地送一个友人离开，那就是忘年交贺知章。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深情难舍，以《送贺宾客归越》赠别———送一个80多岁的老者前往3000里外的故乡，既是生离，也是死别：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江湖 飞蓬各自远 且尽手中杯
大师与大师的相逢，为苍白的历史增添了一道靓丽的红晕。
在我看来，漫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之河，共有3次大师与大师的相逢值得永久追怀：一次是春秋时代孔子与老子的相逢，两位大哲的思想在交锋，如同两道光照千秋的火焰。一次是1167年，同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和张拭相聚于风景秀丽的长沙岳麓书院，以理学为中心展开对话，上千名知识分子有幸共沾雨露。还有一次伟大的相逢发生于天宝三年夏天，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握手。两只托起唐诗天空的手在洛阳相握，闻一多将之比喻为太阳与月亮的会面，说是千载难逢的祥瑞。
大师与大师相逢并成为朋友，在文化史上是一起重大事件，但对斯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历史价值的当事人李白来讲，从长安到洛阳，他郁闷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根本排解；而与杜甫的相逢和相知，以及后来共同漫游北方大地，他苦闷的心境才如同冰山一样，在友谊与理解的阳光下化成渐次远去的春水。
文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感到孤独的动物。把他们单个地放入人群，他们往往会以近乎抱残守缺的方式小心呵护自己，一旦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的情绪就会因彼此的刺激和鼓动，变得格外昂扬外露。大师也不例外。
出走长安的落寞与伤感变成了相逢的酒杯和诗话。这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
即使满打满算，李白与杜甫在一起的日子也非常短暂。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出他们在洛阳偶然相逢的具体细节，但可以大致推算出那个日子是在天宝三年初夏，而他们各分东西则是在次年深秋，时间只有一年多，这一年多也并非天天朝夕相处，而是像不同的星座有不同的运行轨道一样，他们只是偶尔相遇。
友谊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大师的友谊则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按照文人相轻的定势，两个大师就像两只个性刚烈的刺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不至于互相伤害。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某些大师之间确乎存在真挚感人的友谊———比如席勒与歌德，福楼拜与莫泊桑，比如我正在说的李白与杜甫。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比李白小11岁的杜甫是一个严谨内向的人。无端地，如果让我为他们二人造像，那么李白身材修长，有几分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貌仙风；杜甫面容清瘦，双眉紧锁，目光内敛，嘴角紧抿，像在努力克制内心世界的忧愤百集。
这是两个性格反差很大的人，看上去不太可能成为朋友。但他们仿佛为了给后人一个意外，虽然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坚韧的友谊却像一道施明长夜的烛光，一直贯穿了他们此后悲欣交集的人生。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