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社会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影响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日益盛行。全县大办工业，男劳力上山“大办钢铁”，全县从事工业生产人数剧增至31655人，还有大量人马兴修水利工程，剩下老妪妇孺耕作田间。入冬，成熟庄稼尚在地里，为赶二季，红苕收获套牛犁。1959年，违背中央“少种高产与多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强调少种高产，忽略多种多收，推行“缩小耕地面积，压缩薯类作物，一年之内过细粮关，不准套作间作”等错误主张。小春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32%，大春播种面积减少71.3%，后经地委指出，补栽补种错过时机，又遇六七月大旱，大量土地荒芜。 全县减产43.9%， 农业总产值减少26.4%。但继续高指标、高入库，定购入库3054万斤，占总产量的30%，农业人平负担134斤，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家禽家畜急剧下降，1958年圈存毛猪105678头，1959年9月下降到82473头，下降了22%，到1960年4月底仅存38003头， 比上年9月下降53.9%，山羊下降43.4%，鸡蛋下降43.2%。1960年继遭旱涝灾害，粮食减产，农业总产值降至3499万元， 比1949年减少179万元，比1957年减少1962万元。
1958～1960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历年罕见，累遭冰雹、暴雨、山洪灾害、大旱袭击，人为因素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空前饥荒，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尽管发动饥民大力开展瓜菜代食品（观音土、野菜、棉花叶、树叶、树皮等）生产，干部带领人员挨户搜粮充公，公共食堂仍供应不济，农村人均每天4至6两粮食，有的只能吃上2至3两，部分落后地区人均每天1两粮食都不能保证，连续几天断粮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长期以野菜代食品充饥，且饥不果腹，极度缺乏营养，1959年8月，大昌区出现浮肿病，继而蔓延全县，饿死人现象时有发生。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共巫山县委一味强调自渡难关，不向上级要一粒粮。1959年11月，时任巫山县长吕民选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冒险向万县地委反映了巫山实情，并申请地委调拨500万斤粮食以救急，地委当即决定调拨750万斤粮食给巫山。县委主要领导代表县委断然拒绝地委供应粮，致使全县因饥饿、营养不良而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脱出甚至饿死的人数以万计。 据1960年上半年统计，全县发生浮肿病5万多人，其中死亡16524人，加上其他杂病和正常死亡，死亡总数24380人。钱家、福田、大昌、白果、双龙、两坪、中和、坪南、观音、官渡10个公社尤为突出，钱家、坪南、大昌、福田4个公社死人占总人口的20%左右，钱家公社的同兴、新凤，大昌公社的双新、新胜、凤凰、七里、阳合等区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40%以上，不少家庭甚至死亡绝户，大昌公社凤凰区队466户中有351户饿死人，出现孤儿60人、寡妇115人，死亡绝户52户，全县仅河梁区抱龙公社挨丰大队没有饿死人。干部群众情绪十分低落， 无心也无力再搞生产。因饥饿偷盗现象成灾，被抓住就往死里打，打死人现象也时有发生，社会秩序一度混乱。流落到巫溪、湖北、陕西等地的逃荒者不计其数，劳动力大量流失。
1960年5月，中共万县地委工作组在巫山检查工作时，发现了巫山的严重问题，引起高度重视，立即就近从巫溪、奉节两县于次日为巫山调运粮食，并将全地区各县商业局所库存一切可食用物品、营养品及药品紧急调往巫山救人。及时调整中共巫山县委领导班子，对中共巫山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作出撤职调离处分。迅速从开县、云阳等地抽调大批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充实巫山基层干部队伍（共抽调307人，其中区委书记3人，公社党委书记16人，区队支书、区队长、生产队长288人）。群众生活逐步得到安排，公共食堂得到巩固。疫情得到控制，死亡开始减少。
三年困难时期，共死亡68048人，巫山县损失惨重，农业人口大大减少，城镇人口剧增，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一度成为四川省的落后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