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经济
（上接第一版）通过土改，政治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打击了封建势力，农民翻了身，彻底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建立391个行政村，农协会员由75527人发展到95813人，武装民兵由7708人发展到9844人。收缴暗藏长短枪5支，子弹17467发，毒品1029斤，手榴弹106枚，土火枪124支，矛子333把，土火炮4门，大刀 270把。经济上没收地主封建财产，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全县72.7%的农民分得土地478171.682亩，占土改评定总产量的34.95%，城镇游民乞丐136户549人分到田地。73.3%的农户分得了其他胜利果实，计分得人民币3.7亿元（旧币1万元折1元）、黄金10901两、银47196两、银元194865元，粮食、钢铁、布匹、衣物总共折谷2068万斤，户均507斤。房屋55489.5间，耕牛795头，农具189600件。运动中由于时间紧，干部水平低，出现揪斗地主家的老佃户、老长工等偏差，同时少数地方逼供、吊打现象较为严重，致使地主成分中157人和其他成分39人自杀。
为了处理土改中的遗留问题，12月至次年3月，县委组织力量，对已土改的391个村进行复查。充分发动群众，分出对封建势力打击彻底、 基本没有遗留问题的一类村107个，有遗留问题的二类村189个，遗留问题最多的三类村95个。在一、二类村发动生产运动，处理遗留问题，颁发土地证。在三类村开展对敌斗争20天，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整顿农会，颁发土地证，复查中还纠正了前期提高成分的错误， 佃富农由4541户降为492户。
1952年，铜鼓乡由湖北省建始县划归巫山县管辖，县委抽调30名干部和50名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县委土改工作队，从12月10日至次年2月10日，在铜鼓乡开展土改工作。计没收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4941.062石（老制每石432斤），房屋3649.5间，耕牛86头， 家具13916件， 其他胜利果实折谷737925斤，全部分给农民。至此，土改在全县全部完成，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土改后，农民生产热情高涨，粮食产量年年增加，1952年13659万斤，比上年增加10.98%，1953年14597万斤， 比上年增加6.87%。
1953年2月初，在土改复查后期开展划乡建政工作，新的行政区划为9区1镇，22个乡（镇）增为60个乡（镇），406个村增为415个村。6月下旬至8月中旬，经上级批准，大乡划小乡，原60个乡（镇）增为140个乡（镇），415个村增为433个村，城关镇13个户籍段改建为7个居民委员会。
1952年1月7日，县委接地委转川东区党委开展“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的紧急通知，县委立即讨论并向各区传达。9日，召开增产节约委员会和财经系统负责人会议及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传达川东区党委和地委关于“三反”运动的紧急指示，县委书记张增带头检查，布置县级机关停止办公，全力“三反”，宣布财政科、民政科和土产公司为斗争重点。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斗争既是一场艰巨的经济斗争，更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10日，“三反”运动在全县展开。中共巫山县委加强领导，克服“缺乏思想准备，盲目被动，边打边想”的做法，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脱裤子下水”，以县级机关为重点， 以财经干部为主要对象展开斗争。24日，县委写出“关于‘三反’向中央的第二次报告”，至31日，结束普遍检查。2月上旬，各单位由组织“打虎队”转入“打老虎”的攻坚斗争。至12日，查出贪污32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其中，1亿元以上的“大老虎”3只，1千万至5千万元的“中老虎”、“小老虎”24只。至3月23日，计查出贪污72.9亿元，其中“大老虎”21只、“中老虎”12只、“小老虎”26只。由于“始终反右倾，强调对消极者撤职查办”，因而“战斗打得快、打得猛”，“越来越坚决，越来越猛烈，战果天天在扩大”。至4月下旬，“打老虎运动”告一段落。7月13日，县委组织部统计：参加运动的520名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495人，占参加人数的93.27%。 其中贪污100万元以下的367人，100～1000万元的66人，1000万～1亿的49人，1亿元以上的13人，定为贪污分子并给予处分的114人，其中刑事处分43人，另有3人自杀。
“三反”运动对反对贪污浪费、廉洁政府、净化社会风气起了巨大的作用，自此，视贪污浪费为可耻犯罪行为，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其政治效应延续了30～40年。但由于行动太猛，赶任务，求数字，急于求成，广泛使用逼供、吊打、饿饭等做法，导致打击面太宽，误伤了一大批干部。
2月初，在机关“三反”的同时，“反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运动在城关镇的540户工商户中展开。随后又在大昌、庙宇、大溪、官渡等乡镇的698户工商户中开展二十多天。县委派出“五反”工作队，实行“依靠工人，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团结中小工商户，集中火力围攻大奸商”的政策，深入场镇与不法商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至3月初，运动达到高潮，反出违法金额48.64亿元。全县工商户经评议：守法户146户，基本守法户756户，半守法户256户，严重违法户45户，完全违法户15户。3月中旬进行重点斗争。
经核实统计，反出偷税漏税者1046户，偷税漏税款8.04亿元， 其他违法金额0.86亿元，干部搭股34.87亿元，计43.77亿元。定案赔款38.63亿元，严重违法户8户，完全违法户2户。由于政策掌握不严，斗争过猛，出现打击面过宽、定性定案不准和吊打等情况。尤其将某些干部投入私营工商业的股份作为“盗窃国家资产”予以整肃，伤害了一般私营工商户的经营积极性，导致市场萧条，县委逐步纠正这些问题。至7月9日，纳入“五反”的范围限于城关镇的444户工商户，“五反”金额核减为4.29亿元，其中，行贿0.32亿元，偷、漏税2.77亿元，盗窃国家资财0.5亿元，偷工减料0.34亿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0.36亿元。违法金额核减为29.6亿元。
“五反”运动揭发了私营工商户中的不法行为，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为恢复经济活跃市场，6月至11月，县政府给予经营困难的工商户贷款11.92亿元，予以扶持。9月2日，根据国务院结束“五反”运动的指示，本着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用40天时间对“五反”中遗留的问题进行核实处理。 对一般违法户的退赃数额大部做了减免，对24户违法大户的违法金额由29.6亿元核减为11.98亿元。调动了工商业者的政治热情和经营积极性， 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市场出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好势头。
解放初，县人民政府采取发展生产，增加物资储备和供应，加强货币与市场管理，利用行政干预，国营贸易公司货物公开亮牌经营，工商科实行物价监督管理等办法，严厉打击哄抬物价。1951～1952年，粮食市场价格一律按统一牌价管理，植物油以油脂收购站收购牌价为市场价格，土布、棉花、牲畜等实行买卖双方自由议价成交。同时，国家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控制利润率、调整地区差价、批零差价等措施，排挤和限制批发贩运私商，基本控制了物价上涨。
1953年，全县粮油实行统购统销，中等稻谷每百斤收购价5.75万元，中等小麦每百斤收购价7.5万元，大米零售每百斤9万元，面粉零售每百斤12万元。1955年，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执行统一价格，实行新人民币，中等稻谷每百斤收购价5.8元，中等小麦每百斤收购价7.5元， 零售大米每百斤9.4元，零售面粉每百斤12元。 油脂、油料、棉花、棉布、百货、药品等一类土特产品均执行国家牌价，二类土特产品在供求失调的情况下，允许私商不超过国家牌价的5%内自由定价，三类土特产品自由议价。本地手工业品，货源由国营、合作部门掌握，执行规定价，国营、合作部门未经营的小手工业品自由议价。猪肉由县统一核定价格，蔬菜、副食品通过行业议价报县批准执行。
次年，调整粮食、油料、毛猪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降低工业品零售价，至此，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品价格偏高的剪刀差过大现象得到改善。
经过三年的努力，巫山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 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巳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县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县职工总数由800人增加到1600人，全县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先后在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职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农民收入1952年比1949年增长3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