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经济
（上接第一版）他读了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书，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后来，通过与先期赴法的赵世炎（乐生）、周恩来、李隆郅（立三）、邓希贤（小平）、陈毅、刘伯坚等人的接触，才有幸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放弃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的幻想。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逐步完成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李季达常与赵世炎等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在华工中开展工作等问题。他与华工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向他们宣传革命。与“劳人会”同学一道勇敢地投入“反对中法借款”和“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参与将“劳人会”同其他勤工俭学学生团体联合的组织工作，组成“旗帜鲜明，纲领正确”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在互助、劳动、改造三原则下，一边做工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1922年春，李季达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同年秋，同邓希贤等几个川籍同学转到巴黎近郊蒙达尼的橡胶厂做工。该厂团小组（时称少年共产党）把他作为发展对象，由团员郑超麟与之直接联系，后由团小组负责人李慰农直接培养。李季达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秋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春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的一员。9月，同聂荣臻、蔡畅等人被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努力研究，从早回国”口号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从事革命工作。1925年4月，李季达同王若飞等一道回国，积极投入国内革命运动。
李季达回上海不久，“五卅”惨案发生。6月，被调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天津人民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天津各界妇女联合会负责人邓颖超等出面，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组织联合战线开展反帝斗争。李季达把精力倾注于工人运动，8月，成立天津总工会，以总工会负责人身份，统一领导天津的工人斗争。发动了著名的天津纱厂工人大罢工和海员大罢工，给英、日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厅以沉重打击。同时，开展广泛的国民运动，使天津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日渐高涨。奉系军阀李景林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反帝斗争施行镇压，逮捕罢工工人，查封革命团体，取缔工会组织。法国工部局也直接动手查封海员工会，震惊全国。李季达立即组织营救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揭露和控诉军阀与帝国主义镇压工人的罪行。
1925年12月24日，冯玉祥国民军赶走李景林，进驻天津。李季达主持召开欢迎国民军的万人大会，提出“国民军要与民众结合”的口号，适时转变斗争策略，以联合战线组织的名义，扩大反帝、反军阀的宣传，积极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和其他革命团体。经与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交涉，从狱中救出被关押的各界代表。出版《工人小报》，常为之撰稿、审稿。积极认真地与国民党合作。从而为中共天津组织打开半公开活动的局面。1926年1至3月，李季达连续组织7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2月，他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纪念二七死难烈士时说：“先烈们赤手空拳和握有枪炮的反动军阀搏斗。他们宁死不屈，虽然受着深重压迫，生活十分贫穷，但决不为金钱、地位所引诱……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同月，李季达派于方舟、郭隆真、李井泉等召开工人大会，共同总结罢工中砸毁机器、造成工人失业的经验教训。3月12日，召开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到会讲话，一致痛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由于正确分析形势，对策得当，天津工人运动又从低潮转入高潮，工会组织大发展，联系工人10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四百五十余人。
李季达清醒地看到国民军在天津难以站稳的形势，在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的同时，决定不再搞大规模的群众性公开活动，地委成员也减少公开活动，李季达分工负责党内工作。就在这时，发生天津大沽口事件和北京“三一八”惨案。李季达仍决定于3月21日召开天津“废约驱段”大会，举行大规模游行，强烈抗议日舰进攻大沽口和段祺瑞血腥屠杀北京请愿群众的滔天罪行。22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各工厂的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大多被资方开除。李季达主持地委开会决定：停止一切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撤离部分同志。不久，中共北方区委调来傅茂公（彭真）等党的一批骨干，地委领导机构相应调整，李季达仍任天津地委书记。
8月，李季达同意傅茂公把工人斗争再度恢复起来的建议，并和傅一起亲自指挥了北洋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其他工厂相继响应，工会组织纷纷重建，总工会组织再度成立。但再度兴起的工人运动，又遭军阀和英国殖民者的镇压。11月23日，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左派）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震寰等15人被捕。1927年1月，粟泽、傅茂公等三十多名党、团组织领导人又遭逮捕，总工会组织被破坏。李季达多方奔走营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季达格外镇定，积极采取措施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6月，中共临时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李季达任省委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8月，天津党组织的12位领导成员又先后被捕，其中李季达及其夫人、中共天津市委妇运负责人王贞儒（王卓吾）于16日被捕。
狱中，李季达化名李吉荣，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受尽压杠子、灌辣椒水、点天灯等酷刑，几次昏死，但仍坚贞不屈。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特别想念阔别多年的家乡和亲人，终于有时间从容地给亲人们写信。在信中他对家人说：“这也许是我给家中最后的信，希望哥哥们听从我过去的劝告，不要买田，不要剥削人，要靠劳动养活自己。”托人把信和一本当年在法国买的字典转交家人，作为永久的纪念。
1927年11月18日下午1时，李季达同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粟泽及青年团员、天津地毯三厂工人姚宝元3人被军阀褚玉璞押赴刑场。天津《益世报》以《[党]犯临刑无惧色》为题报道，说李季达等虽“发须过长，但面不改色，立在[囚]车上大声疾呼，打倒军阀，坚持到底等语”。李季达借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游街示众的机会，向沿途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屠杀工农、摧残革命的滔天罪行。他大义凛然的临刑演说，“气壮山河，怒发冲冠，持续一个多小时”，“其壮烈情景，感天惊地。鹄立候观的津埠人民无不为之感动”。在“围观者人山人海的南市上权仙前刑场，他一面大声演说，一面高呼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万恶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李季达在刽子手的枪声中倒下了。这位共产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时年27岁的巫山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