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
徐永泉
童年时，十顿饭九顿是红苕、洋芋、包谷“三大坨”，所以除了肉和米饭，面条也做梦都想吃。面碗里要是还舀上半勺洋芋丁和了腊肉丁的臊子，或打上一两个荷包蛋，那更是上品，吃过一顿回味几天。
那时尽管贫困，人们似乎更喜欢愉快的调侃，打“空口牙祭”，把小娃娃挨打称之为“吃面条”或“吃面条子”“吃挂面”“吃面条儿”就是典型例证。打小孩，孩子屁股、大腿“吃”的条子确也酷似面条，无论竹条、篾片、柳条，或其他什么乔木枝儿、灌木条儿。孩子受了自己亲爹亲妈有意加之的皮肉之苦后，身上时常留下道道红印，火辣辣的，稍一碰触清叫唤，这与煮熟的烫人的面条又何其相像。
在古人看来，家长打孩子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于崇尚“黄荆条子出好人”的传统家教理念，远在先秦时，中国家长就把打孩子立为“家规”。自己孩子，别个大人打不得（在古代老师除外），尽管只是弹一指杆儿，就可能引起两家吵架打架。而自己，打了就打了，过不了多会儿，“幺儿”“狗儿”照样喊得巴皮巴肉，“爸爸”“妈妈”照样叫得亲亲热热。下次怪搞看不顺眼照样打。偶尔打得重了，娃儿屁股、大腿晚上挨不得床铺，大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两眼泪水团团，拿帕子给孩子轻手轻脚做热敷。正所谓“家鸡打得团团转”。父母打孩子再凶神恶煞，都是因为爱；非要说恨，那就是恨铁不成钢之恨，爱之深恨之切之恨。
我小时几次挨打，常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放映，且随时间推移年岁增长，画质愈渐清晰。“娃娃要吃鸡蛋糕，闯他妈的鬼，烧开水，提起个坛坛儿歪起个嘴！”一天我和比我大点的邻居女孩儿翠祥，爬上叶家门前竹林边的一棵桃树，挨坐在离地丈多高的粗大枝桠上，一起摇着腿，背着童谣，多么开心。竹林里的麻雀儿，都羡慕地朝我们看。正在这时，去挑水的爸爸朝这边走来，到水井须经过桃树下的小路。马上下树是来不及了，那只会是欲盖弥彰，更快暴露自己偷偷爬树。我慌张地看着翠祥，低声央求道：“莫动，我们都莫动，莫做声。我爬树爸爸看见了要打的。”她爽快的点头答应。不料，当爸爸走近，翠祥突然“倒戈”：“徐老师，你看喽，老泉在爬树！”
爸爸一仰头望见了我，放下水桶，来到树脚下：“下来，下来嘛，不打。”我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他今天会是这样。究竟打不打呢，心里没底。管不了那么多，早晚要下树的，是坎是岩是水是火都要跳，爸爸不会爬上树来扯我打我，印象中他从来不爬树。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从树上慢慢下到双脚离地大约还有一尺四五，两手刚好抓住树干上一个锄把粗的干枝不会掉下时，爸爸又开口了：“揪紧。”“嗯。要得。”“揪紧没有？”“揪紧哒。”“好，就恁个，莫动……”
他车身在竹林里拣根条子。给我屁股、大腿就是一遍捶。一边打一边问再爬不爬，我大声哭叫，连忙告饶。记得打完后我满脸泪水下地时，爸爸搭了一下手。更忘不了记忆里第一次挨打，当时不到五岁。弟弟尚未出生，我是我家小孩中唯一的儿娃子，颇受宠爱，一家大小围我转，凡事有求必应，只差摘星星取月亮了。我越来越放肆，以至每顿吃饭都端着碗进进出出、东走西走，哪里吃完碗筷丢哪里。
这天家里有客。在大门外吃完饭，我照例把碗筷往地坝一搁，转身开跑。不料，吃完饭正咂烟的爸爸一改往日的态度，厉声喝道：“泉娃子转来！把碗、筷子拿进屋放到桌子上！”
我充耳不闻，心想天天如此，不捡还能怎样？“赶快转来！今天非给老子把碗和筷子捡起来不可！”我斜了一眼，见样子异常可怕，似乎不像随口说说。与平日牵着我手，在清朗明月下，院坝里边走边教我唱童谣之类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不敢再看。我把求助的目光移向其他人。还真有效，即刻就有人连忙走过来要拾起地上的碗筷。“都不管他！今天哪个捡我打哪个！”声音更大更可怕，“必须他各人捡，只要他捡起来放桌上，就不打。”看来没指望了。“捡不捡！捡不捡！捡不捡！……”爸爸给了我机会的，但幼小的我不知为何那么倔强，死活不捡。他拿根条子走来就打，打的并不轻，我却偏不哭；越不哭爸爸越打，终于大声哭起来。
但仍不肯捡，便打得更狠，究竟受不住，不得不“服输”，却又不愿把“面子”一下丢尽，我把碗筷拿进屋放地上———并不放上桌子。他哪里肯依，继续打。我嚎啕大哭，便又从地上捡起碗筷，放上板凳。没想，爸爸仍不同意，样子更可怕———除了决心要戒我坏习惯，大抵也因了我的“不听话”、我的也太不给他“面子”，现在我想。我连忙跑向妈妈，伸手要抱腿，指望得到妈妈的袒护。想象中立即出现的情景是：“好好好！不打哒不打哒！记到，二回不往地上搁……”妈妈一边心疼地说着，一边俯身把我抱起……而现实是，平日万般喜欢、疼爱我的妈妈，也凶起样子，连忙后退，使我无法接近，还冷冷的说：“打得好！我欢喜！我当喝了碗凉水！”并扭身进了里屋把门紧挡，看都看不见了。
我生平第一次“输”给了爸爸。我极不情愿地从板凳上拿起碗筷仰头放上桌子，泪水满面。“严酷”的爸爸，“狠心”的妈妈，个把小时后才抱起“孤苦无助”的我，给了我极大的温慰。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委屈”，睡到半夜还伤心的抽噎。但同时，小小的我似乎一下“懂事”了许多。这次挨打，起初满以为不会打却太阳从西边出，打了。也有开始以为不得了要垮天，不知要打成啥样，而结果却没打的，大虚惊一场。
母亲因乳腺癌去世时，我读初一不到一学期。当时大姐已有工作，月池供销社当售货员，离家四十五里山路。母亲去世后，她用过的围腰、锅铲、猪草刀等，就主要落到比我仅大两岁的二姐手里。一天，爸爸割坨新鲜肉，很瘦，高兴地拿回屋，说炒肉丝吃。二姐切好肉，离开几步做了点别的事。没料，一条黑色的狗乘机进屋，仿佛只一两秒，就把砧板上的肉吃得所剩无几。我看见时，狗的前脚搭桌沿上，正做“扫尾工作”。“呀！爸爸，肉，狗子……”二姐转过身，见状，直楞楞站在砧板前，傻了，心疼刚切好的肉，更怕爸爸打。
爸爸从里屋出来一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仅没打二姐，还安慰我们：“狗子吃了就吃了嘛，以后过细点。肉，过两天再割就是！”有时大人嘴里说“打”，但从说的口气和自己犯错的严重程度，知道不会真打，心里便暖暖的，甚至得意洋洋。 也有时，连“打”字都没说，却比打更“疼”。
“吃面条儿”可不只是小孩的专利。成人也常常挨“打”。比如被“刷软条子”———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甚至在大小资历差不多的同辈、朋友间，含蓄委婉，点到为止，说得轻落得重的批评劝诫。“刷软条子”，良药却不很苦口。它至少有三个好处：一则，针对的问题一般并不很小，却只是这般春风拂过，大大维护了被“刷”者的颜面和自尊，非但不易产生怨恨，每每还由衷感激；二则，这种用心良苦似挂面的软软的条子，比之疾风骤雨、万钧雷霆更能让人甘心接受，改过的诚意会更大，尤其对于“响鼓不用重锤敲”之人；三则，“刷”者纵有再大的意见看法，都不至于高声大嗓气喘吁吁，在伤了被“刷”者的同时也使自己“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