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版：经济
贺龙：不拘一格聚贤才
刊发日期：2020-01-08 阅读次数： 作者：转自《重庆日报》 语音阅读：
（上接第一版）派人登门拜访，为七军医大聚人才时间回溯到1950年秋，在剿匪作战、进军西藏和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后勤供应困难，部队中的伤病员大量增加。在此情况下，贺龙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创建第七军医大学，即陆军军医大学的前身。
创建军医大学，不仅要有校舍，还得有一批高水平的医学专业人才。因此，在校舍兴建的同时，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等人，要他们带人在全军和重庆、成都等地物色人选。
“当时，重庆、成都两地算得上是人才济济，有真才实学、医术高超者确实不少，但许多人都开着私人诊所。”俞荣新说，由于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不甚了解，因此对到七军医大工作也是犹豫不决。
蒋医民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任眼科主任，上海医学院也曾慕名聘请他担任兼职副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随中央医院内迁重庆，此后就留在重庆，并将名字由蒋俊儒改为蒋医民，开了一个“蒋医民诊所”。
有段时间，贺龙的眼睛常常无法控制地流泪，但一时又查不出病因，便派人去请蒋医民。蒋医民听说是给贺龙看病，心里就有点犯怵。但当贺龙亲自出门相迎并热情奉茶后，蒋医民也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官员作风。蒋医民为贺龙检查后，表示需要动个小手术，但他又怕贺龙会发脾气。贺龙听后笑着说：“治眼不就是捅那么一下嘛！还能比子弹厉害吗？一个军人身上不钻几个枪眼儿都不算军人。”
听完贺龙的话，蒋医民的顾虑也消失了，贺龙的眼病手术也顺利完成。后来在贺龙的真诚邀请和动员下，蒋医民加入了七军医大。
被贺龙感动的还有宁誉。宁誉当时是民国路70号咸临诊所的主治医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出国留学。归国后，曾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教授，在全国医学界名望很高。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让西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张步峰和李幼轩登门拜访。宁誉提出，希望学校能分配一栋房子，如果没有房子，就希望上下班有车接送。同时希望每天供应他一磅牛奶。
贺龙听后当即表示：“房子和汽车，人家自己原来就有的，到七军医大来，当然要给人家解决。牛奶，现在重庆供应困难，但你们七军医大要想法子保证供应。”后经贺龙批准，七军医大拨出专款为宁誉盖了一栋小楼房，还专门拨了一辆吉普车，接送宁誉上下课。宁誉很是感动，到七军医大就职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了。“全国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一听是从美国回来的，历史情况很复杂，不少人就对董秉奇加入七军医大表示质疑。
“建设国家需要人才嘛，不能靠咱们山沟里那一套了，要发挥别人的一技之长。全国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眼睛要解放，不要只看到鼻子尖，要看远些！”贺龙对董秉奇却表示竭诚欢迎。
董秉奇到底是何许人？俞荣新介绍，董秉奇原是国民党四川省卫生处处长，1924年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预科毕业，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在纽约两家医院进修。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被誉为当时“中国外科第一把刀”。国民党政府撤离时，曾派人送给董秉奇一封带有3个“X”的紧急信件和飞机票，要他赶快去台湾，但他没去。
由于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因此有人听说董秉奇是从美国回来的便议论纷纷。贺龙在了解情况后表示：“董秉奇不去台湾，愿意为新中国服务，我们就应该竭诚欢迎。”
随后，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祁开仁等人把董秉奇从成都接到重庆，安排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当顾问，请他对七军医大的创建出主意。七军医大成立时，经贺龙提议，任命董秉奇为第一副校长。“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要团结好他们”“贺龙对七军医大的人才队伍百般爱护，对师生的工作和学习也格外关心，几乎同每一位教授都谈过话。”俞荣新介绍，贺龙总是说“你们要敞开思想，对教学和其他工作有什么意见，随便讲，我们随时改进。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尽管提出来，能解决的，咱们尽量解决。”
为了让教授们安心工作，根据贺龙的指示，七军医大花了半年时间盖起两层高的教授楼，解决了教授们的住房问题。贺龙还特别叮嘱七军医大为教授们多买些图书和参考资料，并设法买些外文书籍。同时，他还指示西南军区有关部门开办了“八一”小学和“人民”小学，让教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贺龙经常对七军医大的校领导说：“你们对待教授，政治上要从严，生活待遇要从宽。在政治上从严是要知道人家经常在想些什么，要从思想上和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逢年过节，你们要宴请教授和技术人员，而且要丰盛；学校开会，要请教授们坐第一排；看戏、看电影，要给教授们发最好的票，带夫人一起去看。不要看这是小事，这其实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要团结好他们，让他们留恋这里，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
由于贺龙对知识分子和人才的特别尊重和关照，使得许多起初不愿意穿军衣、不愿在重庆工作的教授，最后都主动要求留了下来，还有许多教授如赵东海、蒋医民、王世闻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七军医大也成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和人才政策的优秀典型。
“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这正是贺龙元帅对待人才的真实写照。”俞荣新说，在当下，也只有从心底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才能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转自《重庆日报》）
创建军医大学，不仅要有校舍，还得有一批高水平的医学专业人才。因此，在校舍兴建的同时，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等人，要他们带人在全军和重庆、成都等地物色人选。
“当时，重庆、成都两地算得上是人才济济，有真才实学、医术高超者确实不少，但许多人都开着私人诊所。”俞荣新说，由于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不甚了解，因此对到七军医大工作也是犹豫不决。
蒋医民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任眼科主任，上海医学院也曾慕名聘请他担任兼职副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随中央医院内迁重庆，此后就留在重庆，并将名字由蒋俊儒改为蒋医民，开了一个“蒋医民诊所”。
有段时间，贺龙的眼睛常常无法控制地流泪，但一时又查不出病因，便派人去请蒋医民。蒋医民听说是给贺龙看病，心里就有点犯怵。但当贺龙亲自出门相迎并热情奉茶后，蒋医民也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官员作风。蒋医民为贺龙检查后，表示需要动个小手术，但他又怕贺龙会发脾气。贺龙听后笑着说：“治眼不就是捅那么一下嘛！还能比子弹厉害吗？一个军人身上不钻几个枪眼儿都不算军人。”
听完贺龙的话，蒋医民的顾虑也消失了，贺龙的眼病手术也顺利完成。后来在贺龙的真诚邀请和动员下，蒋医民加入了七军医大。
被贺龙感动的还有宁誉。宁誉当时是民国路70号咸临诊所的主治医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出国留学。归国后，曾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教授，在全国医学界名望很高。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让西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张步峰和李幼轩登门拜访。宁誉提出，希望学校能分配一栋房子，如果没有房子，就希望上下班有车接送。同时希望每天供应他一磅牛奶。
贺龙听后当即表示：“房子和汽车，人家自己原来就有的，到七军医大来，当然要给人家解决。牛奶，现在重庆供应困难，但你们七军医大要想法子保证供应。”后经贺龙批准，七军医大拨出专款为宁誉盖了一栋小楼房，还专门拨了一辆吉普车，接送宁誉上下课。宁誉很是感动，到七军医大就职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了。“全国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一听是从美国回来的，历史情况很复杂，不少人就对董秉奇加入七军医大表示质疑。
“建设国家需要人才嘛，不能靠咱们山沟里那一套了，要发挥别人的一技之长。全国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眼睛要解放，不要只看到鼻子尖，要看远些！”贺龙对董秉奇却表示竭诚欢迎。
董秉奇到底是何许人？俞荣新介绍，董秉奇原是国民党四川省卫生处处长，1924年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预科毕业，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在纽约两家医院进修。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被誉为当时“中国外科第一把刀”。国民党政府撤离时，曾派人送给董秉奇一封带有3个“X”的紧急信件和飞机票，要他赶快去台湾，但他没去。
由于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因此有人听说董秉奇是从美国回来的便议论纷纷。贺龙在了解情况后表示：“董秉奇不去台湾，愿意为新中国服务，我们就应该竭诚欢迎。”
随后，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祁开仁等人把董秉奇从成都接到重庆，安排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当顾问，请他对七军医大的创建出主意。七军医大成立时，经贺龙提议，任命董秉奇为第一副校长。“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要团结好他们”“贺龙对七军医大的人才队伍百般爱护，对师生的工作和学习也格外关心，几乎同每一位教授都谈过话。”俞荣新介绍，贺龙总是说“你们要敞开思想，对教学和其他工作有什么意见，随便讲，我们随时改进。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也尽管提出来，能解决的，咱们尽量解决。”
为了让教授们安心工作，根据贺龙的指示，七军医大花了半年时间盖起两层高的教授楼，解决了教授们的住房问题。贺龙还特别叮嘱七军医大为教授们多买些图书和参考资料，并设法买些外文书籍。同时，他还指示西南军区有关部门开办了“八一”小学和“人民”小学，让教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贺龙经常对七军医大的校领导说：“你们对待教授，政治上要从严，生活待遇要从宽。在政治上从严是要知道人家经常在想些什么，要从思想上和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逢年过节，你们要宴请教授和技术人员，而且要丰盛；学校开会，要请教授们坐第一排；看戏、看电影，要给教授们发最好的票，带夫人一起去看。不要看这是小事，这其实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要团结好他们，让他们留恋这里，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
由于贺龙对知识分子和人才的特别尊重和关照，使得许多起初不愿意穿军衣、不愿在重庆工作的教授，最后都主动要求留了下来，还有许多教授如赵东海、蒋医民、王世闻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七军医大也成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和人才政策的优秀典型。
“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这正是贺龙元帅对待人才的真实写照。”俞荣新说，在当下，也只有从心底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才能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转自《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