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版：经济
曾霖：找到党组织重新入党
刊发日期：2020-01-01 阅读次数： 作者：转自《重庆日报》 语音阅读：
（上接第一版）1939年，范绍增部到达江西弋阳，曾霖遂写信给叶挺和周子昆，提出要到新四军参加革命。信送出不久，叶挺回信，嘱咐他到新四军上饶办事处。曾霖立即离开范绍增部，经上饶到皖南，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经审查，党中央批准曾霖重新入党回到部队，曾霖将自己脱党后的情况如实向周子昆作了汇报，提出要回到党的怀抱。但是，由于离开组织的时间过久，周子昆要求曾霖先好好干革命工作，待时机成熟再解决组织关系。随后，周子昆安排曾霖担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科长，1940年11月，曾霖调新四军特务团做侦察参谋。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曾霖所在团改为右纵队，奉命经茂林往铜山、占高岭，向太平方向佯攻。1月9日夜间，曾霖带着侦察员在部队前方侦察前进，到达大康王街上时，队伍被敌军冲散。腿部受伤的曾霖带着十多人藏在附近的谢村山上，断粮三天。1月13日夜，国民党军队搜山，曾霖不幸被捕。
在关押期间，曾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被新四军聘去当机关枪教官的，其他一概不知。在狱中，曾霖的腿伤不断恶化，直到1941年底，他才被一个四川老乡担保出狱，送去医治。
1943年初，曾霖从湖南湘潭动身返渝，几经周折，于10月回到重庆。他先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汇报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次日即被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4年9月去延安，先后在党校军训班六部、二部等处学习两年。因曾霖于1936年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组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44年，经审查，由陈毅证明，党中央批准，决定让曾霖重新入党。
牢记党员身份，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1946年6月，组织决定派曾霖回四川工作。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责人会议，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让曾霖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
“尽管曾霖的右脚留有顽疾，但为了察看地形，他爬坡下坎，日晒雨淋，走遍了华蓥山区。”刘佑红称，1947年下半年，曾霖亲自指挥部署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有近一半的乡保政权和武装掌握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里；曾霖还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立了三支游击队，控制了县三青团和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考虑到大多数游击队员和领导骨干未打过仗，缺乏军事常识，曾霖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举办了八期游击训练班。训练内容除政治、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育、救护常识外，还讲解了游击战术知识。没有教材，曾霖就将自己的军事常识和亲身战斗经历，用生动的实例和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1948年8月，华蓥山起义发动后，曾霖率领部队在广安的打锣湾与邻水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弹尽粮绝。曾霖带领剩余的20多人突围时被冲散，孤身一人在罗渡溪一户人家住了两天，又在荒坡上宿了三夜，之后撤回重庆，因未能找到组织，回到江北县龙兴老家隐蔽。
回到龙兴后，曾霖也并未消极等待，他一方面四处寻找组织，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他利用本地的一些社会关系，边隐蔽边坚持斗争。他在龙兴考察发展党员，并于1949年建立龙兴支部，领导当地党员和群众在反征税、反征粮、反抓丁等方面取得成效，他还派人打入当地自卫队，掌握国民党地方武装。重庆解放前夕，他又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墙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罪行。“重庆解放后，经党组织审查，曾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新的贡献。”刘佑红说，曾霖同志两次被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毫不气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最终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也应像曾霖同志一样，心中时刻装着党组织，切实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
（转自《重庆日报》）
经审查，党中央批准曾霖重新入党回到部队，曾霖将自己脱党后的情况如实向周子昆作了汇报，提出要回到党的怀抱。但是，由于离开组织的时间过久，周子昆要求曾霖先好好干革命工作，待时机成熟再解决组织关系。随后，周子昆安排曾霖担任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科长，1940年11月，曾霖调新四军特务团做侦察参谋。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曾霖所在团改为右纵队，奉命经茂林往铜山、占高岭，向太平方向佯攻。1月9日夜间，曾霖带着侦察员在部队前方侦察前进，到达大康王街上时，队伍被敌军冲散。腿部受伤的曾霖带着十多人藏在附近的谢村山上，断粮三天。1月13日夜，国民党军队搜山，曾霖不幸被捕。
在关押期间，曾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被新四军聘去当机关枪教官的，其他一概不知。在狱中，曾霖的腿伤不断恶化，直到1941年底，他才被一个四川老乡担保出狱，送去医治。
1943年初，曾霖从湖南湘潭动身返渝，几经周折，于10月回到重庆。他先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报到，汇报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次日即被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4年9月去延安，先后在党校军训班六部、二部等处学习两年。因曾霖于1936年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组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44年，经审查，由陈毅证明，党中央批准，决定让曾霖重新入党。
牢记党员身份，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1946年6月，组织决定派曾霖回四川工作。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责人会议，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让曾霖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
“尽管曾霖的右脚留有顽疾，但为了察看地形，他爬坡下坎，日晒雨淋，走遍了华蓥山区。”刘佑红称，1947年下半年，曾霖亲自指挥部署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有近一半的乡保政权和武装掌握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里；曾霖还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立了三支游击队，控制了县三青团和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考虑到大多数游击队员和领导骨干未打过仗，缺乏军事常识，曾霖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举办了八期游击训练班。训练内容除政治、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育、救护常识外，还讲解了游击战术知识。没有教材，曾霖就将自己的军事常识和亲身战斗经历，用生动的实例和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1948年8月，华蓥山起义发动后，曾霖率领部队在广安的打锣湾与邻水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弹尽粮绝。曾霖带领剩余的20多人突围时被冲散，孤身一人在罗渡溪一户人家住了两天，又在荒坡上宿了三夜，之后撤回重庆，因未能找到组织，回到江北县龙兴老家隐蔽。
回到龙兴后，曾霖也并未消极等待，他一方面四处寻找组织，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他利用本地的一些社会关系，边隐蔽边坚持斗争。他在龙兴考察发展党员，并于1949年建立龙兴支部，领导当地党员和群众在反征税、反征粮、反抓丁等方面取得成效，他还派人打入当地自卫队，掌握国民党地方武装。重庆解放前夕，他又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墙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罪行。“重庆解放后，经党组织审查，曾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在新的岗位上作出了新的贡献。”刘佑红说，曾霖同志两次被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毫不气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最终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也应像曾霖同志一样，心中时刻装着党组织，切实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
（转自《重庆日报》）